百花齐放网 | 蒋巍：那火烫的红色记忆

福建，仿佛一座巨大的茶台。上面青山如海，绿水如带，云雾缭绕，雨帘如丝。伸手一抓，就是一片白云和几缕茶香，在手心里久久不散，引来阵阵鸟鸣，把个千山万水叫得分外青翠。此来三明，我发现大街小巷、家家户户都摆着一张茶台。三五亲友围坐在一起，无论谈家国大事还是工作生意，都是在袅袅茶香中进行的。好安恬好惬意的日子啊！

三明市，一片热血激荡的土地，红军长征4个出发地之一。这里到处布满“闹红”的故事，走近那些鲜活的生命、奋发的青春、在困苦中勇往直前的历程，总是让人激动不已。

风展红旗如画

1929年春，毛泽东、朱德率领红四军从井冈山出发，向赣南出击，在同从井冈山突围出来的红五军主力会合后，一路转战到福建的龙岩、三明地区。1930年春天，赣南根据地和闽西根据地形成，并先后成立了苏维埃政府。在龙岩、永定、上杭、武平、长汀、连城等广大地区，党领导农民开展土地革命，各县、乡的农会如雨后春笋般组织起来，“打土豪分田地”，变封建的土地所有制为农民的土地所有制。同时办起来的，还有数百所“列宁小学”、夜校、识字班。党和红军获得了广大贫苦群众的热烈拥护。

那时福建山区生产力极端落后，农民家徒四壁，尽管艰难如此，当时三明地区却仍然每年为苏维埃政府和红军募集“千担纸、万担粮”和数十万钱款，提供了有力的兵源、粮源和财源保障。农民踊跃报名当红军的热潮源源不断，仅宁化县就有过万优秀儿女参加红军，并组成了“宁化模范团”。国民党军惊呼三明的红军“越打越多”。这期间，毛泽东、朱德等红军领袖在三明地区留下许多传奇故事。日夜行军打仗，敌军围追不止，穿行在群山中的毛泽东依然意气风发，对革命胜利充满信心，在马背上吟成《如梦令·元旦》。在第二次反“围剿”取得五战五捷之后，又挥毫写下《渔家傲·反第二次大“围剿”》，中有“赣水苍茫闽山碧，横扫千军如卷席”之句，道出苏区“风展红旗如画”的壮丽景观。

1933年下半年，连吃败仗的蒋介石又调集50万大军，对中央苏区实施“铁壁合围、步步为营”的第五次“围剿”。此时，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在党的领导机关占据统治地位，临时中央负责人博古把军事指挥权交给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李德，他们不了解中国实际情况，一味推行“御敌于国门之外”的阵地战和消耗战。经过近一年苦战，红军遭受巨大牺牲，革命事业危在旦夕。1934年10月中旬，主力红军8.6万人分别从福建的长汀、宁化和江西的瑞金、于都等地出发，被迫开始了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其中有福建子弟兵近3万人。

红军上路后，连连突破敌三道封锁线，接着便遭遇了第四道封锁线——湘江。面对部署在湘江东岸的40万国民党军，渡江大战进行了四天五夜，红军战士大部分壮烈牺牲，江水为鲜血染红。事后当地老百姓掩埋了上万具烈士遗体，两岸号哭动天，苍天为之泪雨。渡过湘江后，8.6万红军锐减至3万余人。战斗中，担负掩护任务的红三十四师不足千人，面对十几倍于己的国民党军毫无惧色。师长陈树湘的肠子被打出来了，他不愿当俘虏，用双手把肠子扯出来慷慨赴死。五团团长易荡平身负重伤，不能行动，命令警卫员对他开一枪。警卫员泪如泉涌，不肯也不敢，他遂抢过枪对着自己的头开了一枪。100团团长韩伟和6名战士被敌人逼退到轿顶山山头，毅然纵身跳下20多米高的悬崖。所幸韩伟和3名战士被树枝挂住，后来历尽千辛万苦重返部队。著名的“少共国际师”成立于江西宁都，是由一群平均年龄不到18岁的“红小鬼”组成的武装部队，萧华（《长征组歌》作者）任政委时才17岁。湘江战役中，该师以血肉之躯保卫湘江界首渡口，虽然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但成功地实现了中央的战略意图，为红军战略转移作出了重要贡献。由于损失惨重，屡建奇功的少共国际师不得不于1935年2月撤销编制。为掩护主力渡江而身陷重围的红三十四师被困湘江东岸，最后弹尽粮绝，大部分英勇就义，被称作“绝命后卫师”。

红军主力出发长征后，国民党军对三明地区进行了疯狂残酷的报复，焚毁村庄，烧毁房屋，灭绝上万户，导致当地人口锐减。即便如此，三明各地留下来的地方红军和游击队，依靠人民群众的坚定支持，与国民党军队进行了长达3年的艰苦卓绝的游击战。

痛哉！肃立在烈士陵园的墓碑前，我不能不热泪长流。行走在三明的山水间，我不能不放轻自己的脚步。这里的每一寸土地，都渗透着烈士们的鲜血和乡亲们的眼泪啊！

红军标语博物馆

这一定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博物馆，2013年建立，地点在三明市所辖的永安市洪田镇马洪村。这里背靠青山，紧傍国道，村前广场立有一块巨石，上书“中央红军村”5个大字，道边是一片碧绿的荷塘，环境清丽而静幽。村中的廖氏祖宅有三堂六厅、两书院、四横厢、两大坪，碧瓦飞檐的大门上书有“逢源”两字，现在为博物馆主体。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多支红军的机关单位进入洪田镇，有少共国际师指挥部、红一军团指挥部、红军医院、东方军一部等等。当时各级党政军把标语漫画视为宣传动员群众的“第二武器”，各机关、部队都设有专门的宣传干事，不背枪不打仗，只负责刷标语，对标语内容和写法也有严格规定，如“署名一律署‘红军’二字”“不要写草字、省笔字，不要性急乱涂”等等。后来担任中宣部部长的陆定一当时就是一名宣传干事，他拿着笔提着桶，把红军标语从中央苏区一路刷到陕北，“累了就躺在地上歇一会儿，然后再去撵部队。”现为洪田镇副书记、大学生出身的余君对我说，“闹红”期间，整个三明地区的大街小巷、村村镇镇甚至民居走廊、屋内，到处用黑墨或白粉刷写着红军标语和漫画。洪田、小陶两镇成为标语最为集中也保存最多的地方，总计500多条、万余字。红军长征离去后，白军反扑，老百姓纷纷用抹泥刷粉的办法把这些标语口号掩盖起来，直到新中国成立后才重见天日。

我一个个展厅看过去，其中有“只有苏维埃才能救中国”“欢迎白军士兵来当红军”等等。时过近百年矣，墙上的标语尽管已字迹斑驳，党的火热初心和当时的战斗目标却赫然在目，铿锵有声，让先烈的呼吼和历史的回音永久激荡……

珍贵的军用号谱

在气势恢宏的宁化革命纪念馆，一份油印的、已经发黄的《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静静摆放在玻璃柜中。这是全国现存的唯一一本保存最为完整、刻版印刷的军用号谱培训教材、国家一级革命文物。

军号是军队指挥员的“喉舌”，是“号令三军”调动指挥部队行动的信号。1931年秋，15岁的三明籍红军战士罗广茂被选派到司号大队学习吹号。结业时，首长把一份号谱郑重交到他手上说：“小鬼，这可是红军的最高机密，你扛得起吗？”小罗答：“请首长放心，人在号谱就在！”结业后，他带上这份号谱，来到朱德军长身边当了司号员。后来多次工作调动，他始终将号谱带在身边。1934年，第五次反“围剿”失利，红军被迫踏上长征之路。小罗在一次战斗中受伤，不得不留下。军号被炸坏，他只好把号谱和号嘴交给母亲珍藏起来，伤好后只身前往寻找部队。新中国成立后，罗广茂终于回到家乡，他曾多次询问母亲，那份号谱还在吗？由于年事已高，母亲想不起来藏哪里了，怎么也找不到。直到1974年，年至花甲的罗广茂在拆建谷仓时，发现一件用油纸包裹的东西倒钉在谷仓底板上。他小心翼翼地打开，这正是他魂牵梦绕了整整40年的《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还有那只已经锈黑的号嘴，老罗激动得跌坐地上，痛哭失声。过后，他把这份珍贵的号谱和号嘴，捐献给了宁化县革命纪念馆，复制件展于中国革命军事博物馆。

三明市12个县（市、区）都是中央苏区县，共有300余处红色遗址。寻访拜谒之间，我的心总是沉沉的痛痛的。望苍茫群山逶迤连绵，默然耸立，多少烈士忠骨长眠在大地之下，有谁能数得清？今天，新时代新生活在高楼林立的三明迸射着绚丽多彩的光芒，白天车流如潮，入夜华灯齐放。我多想向先烈们倾诉人民对他们的思念，诉说今日三明的繁盛、美丽和飘着茶香的岁月静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