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鹏”，对我们而言，既熟悉又陌生。我们不仅用“大鹏展翅”“鹏程万里”向亲友表达美好祝愿，也会将“鹏”字嵌入孩子的名字中，寄寓美好祝福。但若问及什么是“鹏”，它到底是鸟，还是其他什么动物？是真实存在的动物，还是先人想象中的神兽？估计很多人未必说得清楚。
其实，随着时代变迁，鹏的意象也几经转化。今日我们所说的鹏，已经与先民眼里的鹏迥然有别。
“鹏”与“凤”原初所指一也
大鹏意象之形成，缘于先民对自然的敬畏与崇拜。早在河姆渡文化等史前文化中，已出现大量鸟形图案，它们虽不是大鹏，但为大鹏的出现奠定了基础。随着部落以至国家的形成，先民们认为，同人类一样，鸟类也有等级之分，并将百鸟之王称为“鹏”或“凤”。其实，“鹏”与“凤”原初所指一也。许慎《说文解字》“凤”字之下，收录一个象翅羽形状的“朋”字，解释为：“朋，古文凤，象形。凤飞，群鸟从以万数，故以为朋党字。鹏，亦古文凤。”清代学者段玉裁认为：“朋者，最初古文；鹏者，踵为之者也。”从音韵学看，上古无轻唇音，鹏（朋）、凤都是並母平声字，读音极其相近。此外，在《对楚王问》中，宋玉有言“鸟有凤而鱼有鲲，凤皇上击九千里”，其中的“凤”与《庄子·逍遥游》中的“鹏”如出一辙。
正因为先民将鹏（凤）视为百鸟之王，所以，甲骨文“凤”字有着醒目的冠羽，甲骨文“朋”字虽无冠羽，但其中也包含着百鸟王的含义，如所谓“群鸟从以万数，故以为朋党字”。从出土的凤鸟纹饰器物来看，凤（鹏）有一个特点，即张开的或丰满的羽翼，这象征着鼓荡生风、振翅高翔、容貌美丽。需要说明的是，先民将凤（鹏）与风相关联，在他们看来，凤为风神，“莫（暮）宿风穴”，翼动而生风，所以甲骨文中“凤”可指代“风”，而“风”字皆“凤”鸟象形。正因翼动生风，所以凤（鹏）羽翼特别突出，以至被想象为大到“若垂天之云”。
此外，在先民眼里，凤（鹏）还与太阳有关，河姆渡遗址出土的双鸟朝阳便是一例。而《庄子·逍遥游》中大鹏由北冥飞往南冥，似乎也体现了这一点。正如当代学者钟泰所说：“鲲化为鹏，由北而南徙，象昭昭生于冥冥也。”
当然，先民对凤（鹏）的认识，还带有图腾崇拜或灵物崇拜的特点。如《诗经·商颂》有言：“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商朝统治者将自己视为玄鸟的后代，以“天命玄鸟”来说明政权的合法性。所谓“玄鸟”，有些学者认为即是凤鸟。《左传·昭公十七年》记载：“我高祖少皞挚之立也，凤鸟适至，故纪于鸟，为鸟师而鸟名。凤鸟氏，历正也。”明确将凤视为鸟类统帅。
“五德其文”的凤与“扶摇直上”的鹏
那么，后来“鹏”与“凤”为何分化了呢？简单而言，是因为时代风气变了。
周朝施行礼乐教化。孔子有言：“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崇“文”成为新的时代之风。由此，从重视巫术与祭祀，逐渐转向重视道德与理性。正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鹏”与“凤”发生了分化。
一方面，“凤”被儒家赋予了道德内涵。正因儒家崇“文”，崇尚道德与理性，赞美光明与阳刚，所以“凤”变得“五采而文”“五德其文”，成为美好德行的化身，并成为政治清明、天下太平的象征。儒家所构想的“凤鸣岐山”，便很好地反映了这一点，这其实是化用殷商“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少皞之立、“凤鸟适至”的逻辑，来论证西周政权合法性，不过更加突出了道德的重要性。现代学者叶舒宪也指出，西周人对传统凤凰形象的再造，主要突出了德治和天命转移的观念。孔子虽为殷人之后，却以周公为榜样，心悦诚服地“从周”，由此也就不难理解，为何孔子感叹“凤鸟不至，河不出图，吾已矣夫”，为何楚狂接舆歌而过孔子曰“凤兮凤兮，何如德之衰也”。王充在《论衡·讲瑞》中更是直截了当指出：“夫凤皇，鸟之圣者也。”这种将“凤”道德化的努力，在经过儒家删定的《尚书》《诗经》等经典中也有着鲜明的体现。如《尚书·益稷》有“《箫韶》九成，凤皇来仪”，这显然是为礼乐之教服务的；又如《诗经·大雅·卷阿》有“凤皇于飞，翙翙其羽，亦集爰止。蔼蔼王多吉士，维君子使，媚于天子”，这显然是以凤凰比喻有德之君。经过儒家德治思想的不断熏染，神凤、瑞凤的形象日益深入人心。
另一方面，在儒家突出德治，彰显道德与理性的同时，重自由的浪漫主义思潮兴起，庄子便是其中的重要代表。庄子生于社会动荡加剧的战国之世，道德理想的破灭使他更加向往挣脱世俗枷锁而获得精神上的自由。为此，庄子反对将“凤”道德化，故他从“志怪”的《齐谐》等神话中汲取灵感，并加以浪漫的想象，为“鹏”赋予了新的内涵。在此意义上，庄子笔下的大鹏正是在批判儒家道德化之“凤”的基础上而形成的。由此“鹏”与“凤”之间出现了分化。
“大鹏”成为展现庄子思想的重要意象。《庄子》一开篇，“鲲鹏”便出人意料地扑面而来：“北冥有鱼，其名为鲲。鲲之大，不知其几千里也。化而为鸟，其名为鹏。鹏之背，不知其几千里也。”
除此之外，《逍遥游》中还有两处言及“鹏”。其一引自《齐谐》：“《谐》之言曰，鹏之徙于南冥也，水击三千里，抟扶摇而上者九万里，去以六月息者也。”其二出于“汤之问棘”：“有鸟焉，其名为鹏，背若太山，翼若垂天之云，抟扶摇羊角而上者九万里，绝云气，负青天，然后图南，且适南冥也。”显然，在庄子那里，“大鹏”不再是百鸟之王。其是否“五采而文”也不再是关注重点。相反，大鹏成了不为斥鷃等小鸟所理解，甚至嘲笑的对象，有着逍遥自由的形象。可以说，正是庄子，使大鹏转化为超然脱俗与逍遥自由的象征。庄子还认为，脱俗与自由的关键在“知”的超越。庄子之所以反复强调羽翼如“垂天之云”，旨在说明，飞得更高看得更远，所喻示的正是视域的超越，亦即“大知”对“小知”的超越。另外，“鹏”由“鲲”化成，这也是发前人所未发的独到之见，所喻示的也是视域的超越，即视域从大海转向天空，由局限于一域而转向破除视域的界限。所以《逍遥游》鲲鹏寓言有这样的结语：“故夫知效一官，行比一乡，德合一君，而征一国者，其自视也亦若此矣。……故曰，至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
经过庄子的创造性发挥，大鹏超然脱俗、逍遥自由的形象逐渐流传开来，并在同样身处动荡之世的魏晋士人那里得到更多的共鸣。张华的《鹪鹩赋》、贾彪的《鹏赋》、阮修的《大鹏赞》等作品中的大鹏，体现出与庄子笔下大鹏相似的精神旨趣。当然，魏晋时期也出现了以鹏喻志的端倪。如曹植《玄畅赋》中云：“希鹏举以抟天，蹶青云而奋羽。”透露出志向远大、努力拼搏的精神。这为后来大鹏意象的进一步转化提供了铺垫。
“九万里风鹏正举”
隋唐之后，中国重归大一统局面，社会安定，文化繁荣，百姓安居乐业，儒家思想影响深入，社会风气又为之一变。建功立业、施展抱负成为士人的普遍追求，他们“兼济天下”的抱负也投射到大鹏上，使得大鹏包含了更多的儒家奋发进取的精神。
唐太宗李世民在《威凤赋》中这样写道：“有一威凤，憩翮朝阳……资长风以举翰，戾天衢而远翔……化垂鹏于北裔，训群鸟于南荒。”这无疑与庄子强调“至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而塑造的大鹏形象颇有不同。一个“威”字，便传神地体现了这一点。
时代风气的变化带给大鹏意象的影响，或许在李白那里看得最清楚。大半生生活于盛唐的李白既深受道家思想影响，有着卓尔不群的浪漫情怀，同时也深受儒家文化熏陶，有着意气风发的进取精神。所以李白之“大鹏”有着不同于庄子之“大鹏”的精神内涵。如李白在《大鹏赋》中称赞大鹏“……怒无所搏，雄无所争……岂比夫蓬莱之黄鹄，夸金衣与菊裳？耻苍梧之玄凤，耀彩质与锦章……不旷荡而纵适，何拘挛而守常？未若兹鹏之逍遥，无厥类乎比方”，他继承庄子思想而对儒家价值观有所批评，体现了其摆脱世俗羁绊而自由自在的理想；但同时他也赞美大鹏“五岳为之震荡，百川为之崩奔，激三千以崛起，向九万而迅征……喷气则六合生云，洒毛则千里飞雪……”其间透露出一种横空出世、气吞山河的豪情壮志。体现类似精神的诗句还有不少，如他在《上李邕》中所言“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再如他在《独漉篇》中所言：“国耻未雪，何由成名……为君一击，鹏抟九天。”这些精神内涵都是庄子之“大鹏”所没有的。可以说，庄子所塑造的强调“知”的超越的大鹏，已被李白改造为有着豪情壮志、远大抱负的大鹏了。
正因李白所塑造的“大鹏”意象中融合了道家的自由浪漫追求与儒家的刚健进取精神，所以更能引起后世文人的共鸣，故后世多以“鹏举”“鹏路”“大鹏展翅”“鹏程万里”指代远大前程。他们所理解的大鹏，有着建功立业的伟大抱负和昂扬奋发的精神气质。如向以婉约词著称的南宋女词人李清照也曾在《渔家傲·记梦》中写下“九万里风鹏正举”这样的豪迈之句。
随着佛教传入，人们把梵文里的金翅鸟译作大鹏金翅鸟。佛教里具有五种神通、异常凶狠的神鸟，有了一个本土化的名字。更有趣的是，清代通俗小说《说岳全传》把岳飞的前世描绘为大鹏鸟，而秦桧则是赤须龙。佛祖怕赤须龙下界后没人能够降伏，便派遣专门吃龙的大鹏鸟下界，转世为岳飞。或许是因为岳飞字鹏举，于是人们把他与佛教中的大鹏金翅鸟联系起来，并进行带有传奇色彩的演绎。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毛泽东同志善于将革命豪情融入传统文化意象之中。他在诗词中所提到的大鹏，呈现出新的时代气象。1965年，毛泽东在《念奴娇·鸟儿问答》中写道：“鲲鹏展翅，九万里，翻动扶摇羊角。背负青天朝下看，都是人间城郭。炮火连天，弹痕遍地，吓倒蓬间雀。怎么得了，哎呀我要飞跃。”显然，毛泽东化用了前人，特别是庄子、李白的大鹏意象，不过他笔下的大鹏，展现出一种大无畏的革命豪情，以及指点江山、挥斥方遒的革命气度。朱德曾赋诗赞曰：“鲲鹏九万里，直上云海巅。伟哉大宇宙，壮志充其间。”其中的“壮志”有目共睹。
随着时代变化，大鹏意象经过多次转化。经过先民的想象加工，从自然之鸟到部族图腾，是大鹏的第一次转化；自西周起，针对儒家崇“文”而将“凤”道德化，庄子在借鉴前人智慧基础上，将“大鹏”塑造为超然脱俗、逍遥自在的象征，这是大鹏的第二次转化；隋唐以降，以李白为代表的文人主要在融合儒家精神及道家精神基础上，将“大鹏”塑造为抱负远大、刚健进取的象征，这是大鹏的第三次转化。在某种意义上，春秋战国时期的“凤”“鹏”分化体现了儒家思想与道家思想的对立，而隋唐时期大鹏形象的转化体现了儒家思想与道家思想的统一。
虽然大鹏意象几经变化，但其中有些特点是一以贯之的，比如对“大”的追求与肯定。但具体而言，在不同阶段，又有所不同。在早期图腾崇拜阶段，先民注重的是形体之大，若所谓“背若太山，翼若垂天之云”；西周以降，儒家注重的是“有凤来仪”的道德之“大”，庄子重视的是超越“小知”的视域之“大”；隋唐以降，士人和民众关注的是建功立业的抱负之大。
（作者：张腾宇，系上海应用技术大学讲师）
